2003年6月，高考第一次提前，全国上下抗击“非典”，我们带着对华政的渴望走进考场，并成为前所未有的考试前量体温的考生……

还记得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的那一份喜悦，松江校区的背景图，美不胜收，这个神秘的地方，即将拉开我们人生最值得纪念的四年青春。

2003级，本该是普通的一届，然而，2003年，华政松江新校区正式启用，我们成了松江校区的第一批“元老”；2007年，我们毕业前，华东政法学院正式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，我们这批对“学院”感情最深的人，虽然没有在“大学”上过一节课，却成了第一批拿着“华东政法大学”毕业证书的学生。从2003到2007年，华政不平凡的四年，使得2003级不再平凡。

6月10日到10月10日，开学的延后使我们拥有了四个月的暑假，当高中同学国庆回家的时候，我们还是高中生的模样，憧憬着大学，幻想着未来。

10月10日，我们第一次来到松江，当时的华政被笑称是一片可以跑马的空地，但这依然不能掩饰我们对她的爱，华政特有的红色建筑，使我们总骄傲地说，大学城里最漂亮的就是我们学校了。

当时，我们的宿舍还不在校园里，远在隔着龙源路的三期公寓，每天要过桥从文汇路出门，再到龙源路，骑过长长的文怡桥，上坡下坡，到正门口，再过一座桥，便是唯一的教学楼。于是，会骑自行车，成了2003级必备的技能，即便这样，每天还是要骑近20分钟的路程，加上郊区的风异常大，上桥的时候，往往车往前骑，人却往后倒。那时，我们总说，一天过六次桥，把一辈子过桥的份额用了一半。

那一年，我们到来时，松江校区还是一片空白，只有食堂和那幢现在叫“明法楼”的教学楼。偌大的学校，除了杂草丛生，便是一片片工地。我们总说，学生还没有建筑工人多，所以一半是青涩稚嫩的脸，一半便是沾满灰尘的脸。那时的明法楼，承担着各种功能，东楼是教室，所有学院都在这里上课，因此教室资源很紧张，开个会要很早去“抢”，当然无非就是在教室门上贴“XX征用，谢谢配合”等字样，但心里便踏实很多。西楼一楼是图书馆、小卖部，二楼、三楼是辅导员办公室。那时的图书馆只有两个教室大，东E102是阅览室，东E103是书库，所谓寄包室是东E101。那时候，我们每次只能借两本书，一周一还。现在的图书馆，当时在我们眼中是喷泉旁边的一长排竹林。而小卖部，无非是个买饮料的地方，只记得地方很小，人很多，很拥挤，收账的速度很慢，好不容易挤进去买到东西，还要排很长的队，等排到了，上课铃也响了。那时的食堂，只有一楼可以称为食堂，而二楼，是各种功能的集合体，开会、晚会、知识竞赛等等，至于三楼，真的不太记得……那时，我们组织班级活动总是从一期东华食府的V2借好音箱，装上三轮车推到食堂，再搬到二楼，一路上的“辛酸”只有自己才明白。

那时没有800人报告厅，没有活动中心，更没有体育馆。北广场搭着一个舞台，便理所当然成为各种活动的首选地。于是，我们在这个红色舞台上接受了学校领导的军训检验，也是在这里，我们看了第一场露天电影，举办了华政松江第一个迎新晚会和第一次集体舞比赛。红舞台整整存在了一年，我们成了对“北广场”感情最深的一批人，以至于第二年暑假过后，看到它被拆掉时，心情难免有些落寞。

那时，我们总称长宁校区为本部，我们总幻想，若干年后，被留在长宁校区的孩子们会称松江校区为本部。大一时，老师会说，我们来松江上课，等我们走的时候，老师总说，我们去长宁带课。我们对学长学姐的概念很淡，事实上，他们也就来了几次，关怀了我们几次，便从此不再联络；而我们，却当了足足三年的学长学姐。我们来的时候，松江是一片“孤岛”，我们走的时候，长宁却变得“萧条”。我们孤立无援，靠自己滚打摸爬，靠自己一点一滴探索，虽然走过很多弯路，但我们却多了一份独有的经验，依旧生龙活虎。

还记得，我们的军训是在学校的小道上进行，十月的天不再干燥炎热，加之一个星期的阴雨绵绵，使得我们穿着校服军训，但更多的是在教室里和教官联谊，以至以后有学弟学妹问起来，我们总说华政的军训怎么怎么轻松。

我们是对大学城概念最深的一批人，那时候我们住在三期，吃饭到一期，逛街到二期，从这家吃到那一家，哪家好吃哪家不好吃，我们都知道。我们总会走很远的路或者骑自行车就为了一份想念很久的蒸饺，或是一碗盖浇饭。即使这样，我们每天还是会为吃什么伤透脑筋，或者在熄灯睡觉的时候成为卧谈不变的话题。我们对学校饭菜的概念很模糊，甚至由于地理环境的问题，整整一年没有在那吃过几顿饭，更不用谈对第二食堂的印象，直至毕业，那里对我而言，都是一个陌生的地方。

我们总觉得松江很远，事实上这的确是个容易被市中心人忽略的地方，是大学城给这里带来了新的生机，而大学城在松江的“郊区”，华政又在大学城的“郊区”。我们通常会坐“松江4路”去最近的大润发买上所需的生活用品和零食，这个“最近”也要花上我们半小时的时间。有时，兴趣好时，约上三五好己到镇上的自由港唱歌，或者到“苏武牧羊”和“小肥羊”涮上一顿，算是十分“奢侈”的活动了。当时的“自由港”是松江具有垄断性质的唱歌场所，因此每次都要排上好久的队，时时都可能遇上同学或者相识的朋友，直到我们离开时“上海歌城”等才在松江出现。每个星期五，我们总拖着行李早早地去等班车，有时候回家心切，甚至轮流翘课去排队。松江真的很远，四十分钟的学生班车到万体馆或者莘庄地铁站。那时地铁只是个幻想，我们进校之前就知道九号线在造，但直到我们毕业，都没有等到九号线的完工。所以，每个星期天晚上，我们又会极其不情愿地坐班车来到松江，带着零食，带上爸妈烧的红烧肉和寝室的外地同学分享。即使这样，毕业的时候我们依旧对松江依依不舍，直到今天，每次只要听到“松江”两个字，各种感觉油然而生，那种心情，只有待过四年的人才能读懂。

我们的辅导员大多是刚从学校走出来的毕业生，有一部分是直接从华政留校的，有的只比我们大三四岁，站在我们中间，全然分不出谁是老师谁是学生，甚至有些比我们更要像孩子。相似的年纪，加之他们没有淡去的学生味，同样“困”在松江，对周边的全然无知和孤独落寞，使得我们和老师之间有了更深的感情和理解。还记得那时候躲在辅导员的寝室里，拿个电饭煲吃火锅，把家里带来的各种食材放进去，泡面、火腿肉等等，吃到后面什么都没有了，但还意犹未尽，只能把香蕉放水里煮一煮，也吃得津津有味。再到后来，我们总称辅导员为哥哥姐姐，毕业很久至今，我们依旧保持定时聚会的习惯，我们有男朋友、女朋友，总第一个带给他们看，请他们审核，他们也笑称，看着我们毕业工作结婚生子，走过人生一个又一个里程碑。

那时，学生会、社团等各个组织都设在长宁校区，一来二去地联络实在不方便，不知道是哪个学院开的头，在松江校区设立学生分会，选举主席、部长，招聘部员，于是各个学院纷纷效仿，一一举行招贤纳才会。一开始，还受长宁校区的学院学生会领导，时间长了，便完全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生组织。我那时候在层层演讲、面试后，侥幸当选商学院学生会副主席，半年后改选荣升主席一职，内心异常激动感慨，加之新当选的各部长都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卯足了劲要有一番作为，于是一个只有主席、副主席、部长、副部长和为数不多部员的学生组织诞生了。也许，只有2003级，才会出现大一就当学生会主席、副主席或部长的学生，也只有2003级，会有连任三年的主席，这都是我们作为松江校区第一批学生的特殊性。

当时的商学院作为法学院校内的非法律学院，是一个成立不久、人数不多的新学院。而在松江校区，情况却恰恰相反，招生规模的扩大，使得我们这一级有六个班级，大大超过了国际法、经济法等老牌学院。人多了，压力自然也就大了。加之我们没有前辈可以请教，规章制度等等都要靠自己一点点在实践和总结中形成。松江的学生从某种意义上会有种被孤立的感觉，所以他们对各种活动，无论是文艺还是体育竞技，又或者是知识竞赛、辩论赛，都会有着极高的渴望和参与度。然而，即使有良好的参与人员，但是困难还是重重的。松江的资源匮乏，新校区建设未能完全跟上需求，没有可供使用的场地、音箱、道具等设施，这给我们活动的举办带来了极大的困难，即使可以使用，如何借用和操作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难题。但是，我们的热情是不变的，正是一股冲动和创新，带来了属于松江校区的一个个传奇。

还记得第一次举办“心相印”杯八校经济辩论赛时的场景，由于资金缺乏，我们不得不依靠外借企业来提供有效的经济保障，但是任何付出都是讲究回报的。于是，在整个活动期间，时常看到我们的成员出现在大学城的各个学校，搭建宣传品，悬挂横幅，分发宣传册和餐巾纸，我们忙得不亦乐乎。八校的联络工作也并非易事，由于松江较为偏远，经常碰壁，我们发动了一切可以发动的资源，一个个打电话，一次次联络，当看到决赛现场——模拟法庭被挤得水泄不通时，我们所有人都由衷觉得欣慰。

当第一次到长宁校区的大礼堂，看见那里举办的半专业文艺晚会，心里痒痒的，总期待着有一个晚会，要露天的，要专业的音箱，要最亮的灯光，要配套的化妆和服装等等，这个梦也伴随着我们一年又一年。幸运的是，大三那一年，我们有幸拿到一笔“巨额”赞助，也使我们有条件举办一场梦想的晚会。于是，那一段时间，我们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了上面，累过，吵过，放弃过，但最终都一一熬了过来……我们请来了SMG娱乐频道的海燕来当主持人，并邀请平安来献唱；我们在市区一家家跑，就为了借到满意的主持服和舞蹈服；我们把800个椅子一个个搬好，放整齐；我们站在进入区，翘首以盼，希望观众多点再多点，直到座无虚席并站满了人……至今，我依然深刻记得，当晚会结束的那一刻，当所有老师上台合唱“相亲相爱的一家人”，当演职人员逐一登台，所有人抱着留下激动的泪水，那种情感，只有年轻并付出过的人才会明白。

在华政的四年，我们埋怨过，埋怨为什么我们会是松江校区的第一届，为什么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做开荒者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确是有史学费最贵的学生，“一年一万”和“没钱莫入”的魔咒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建起之前就束缚了我们，直到第四年，我们终于享受了学费减半的政策。但是，哪怕再多的抱怨，再多的怨恨，那也只是年少轻狂时心中些许飘过的不快，仅此而已。不得不承认，华政的四年，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大学的快乐时光，更是人生重要的一段里程；松江的四年，我们得到的除了磨砺的励志，探索的精神，还有更多更多无法用语言所描绘的财富，这是属于2003级的财富，这群看着松江校区拔地而起的一批人，这群为自己而骄傲的一批人。

2003-2007四年中，我们从三期搬到了四期，我们不用再骑着自行车去学校；活动中心、图书馆和800人报告厅（在我们离开之前，她拥有了一个富有内涵的名字——缘法厅）等设施一一拔地而起；我们开始习惯到食堂吃饭，到图书馆自习；我们有了自己的足球场、跑道、甚至是体育馆。松江校区慢慢变得像学校，更像一所综合性院校；我们开始习惯和学弟学妹说，你们有多幸福，我们当时进来是怎么怎么样。

四年后，当我们离开华政，一幢幢新造的楼对我们而言是那样陌生，甚至到走的那一天，我们还是不能把她们的名字一一说出。我们对三期的熟悉程度永远超过四期，我们对华政最深的回忆留在了2003那一年，停在了“明法楼”和食堂。2003-2007年，华政经历了太多的变迁和成长，我们幸运地见证了这四年，我们骄傲地说，我们是华政人，我们是2003级。